閩東之光 | 鄭承東：藍田的月光（下）

藍田書院 余增福 攝

藍田的月光（下）

—鄭承東—

紹熙五年七月（1194年），臨安城的月光云遮霧障，變幻莫測。

位于臨安城南端鳳凰山麓的南宋宮廷城頭變幻大王旗。紛踏的腳步與宮闈之后的竊竊私語朗照在月光之下，顯得有些詭異與凌亂。

就在這個月，朝中大臣趙汝愚、韓侂胄在皇太后吳氏的支持下擁立嘉王趙擴登基，即為宋寧宗。宋光宗被尊為太上皇。宋寧宗繼位后，想重用趙汝愚和韓侂胄兩位大臣。趙汝愚是宋太宗趙光義的第八世孫，是正宗的南宋宗室子弟。宋寧宗提拔他做右丞相。但宋朝皇室規(guī)定，宗親不得為相，趙汝愚是宋室里唯一任“丞相”的宗親，這有違祖宗之法。因此，這也成為趙汝愚不幸遭遇的導火索。

定策的另一有功之臣——韓侂胄是皇太后吳氏的外甥，算是宋寧宗的外戚。韓侂胄以為既是皇帝登基的功臣，又是第一外戚，有了這兩層關系，弄個節(jié)度使當當，應該沒問題。誰知，趙汝愚竟以“外戚不可言功”為由，否決了這項人事動議。這就為趙韓之斗埋下了伏筆。結果，韓侂胄只升為宜州觀察使（正五品）兼樞密都承旨。趙汝愚對此深為不滿。但樞密院都承旨這一崗位很重要。這個崗位專事“承宣旨命，通領院務”，相當于軍委秘書長的角色了，但又專門負責皇帝圣旨的下達。等到韓侂胄的侄孫女又被宋寧宗策立為恭淑皇后，韓侂胄身為“南宋第一外戚”的身份便坐實了，他由此得勢。

趙汝愚一上任，引用了大批以朱熹為首的理學人士進入朝廷為官，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沒有經過縣一級官員的歷練，就被召至京中任職。他把在湖南潭州任知府的朱熹召到臨安（今杭州），任煥章閣待制兼侍講。宋寧宗采納了他的建議。

這一來，韓侂胄就不高興了。自宋孝宗一朝開始，理學派和非理學派官僚間就開始了分庭抗禮、朋黨交攻。就政治理念而言，前者大多是道德型、清議型士大夫，思想保守；而后者則多為事功型、才吏型的官員，主張變革。宋寧宗時，趙汝愚是前者，韓侂胄是后者。因此，兩人是政敵，水火不容。

紹熙五年（1194年）八月，朱熹一上任，便迫不及待地做了一件不理智的事——按侍講舊制，都是單日早晚進講，雙日休息。為了向宋寧宗灌輸理學思想，朱熹迫不及待地修改了舊制，要求每天早晚都要進講，這讓宋寧宗不堪重負。另外，朱熹在講課時，語氣也不對，常常聲色俱厲，要宋寧宗正心誠意，要宋寧宗讀經窮理，把宋寧宗真的當做學生，“訓”得一愣一愣地，這又讓宋寧宗不爽。尤其是在十月十四日，朱熹奉詔進講《大學》，反復強調“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八目，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，這更引起宋寧宗的不滿。

朱熹還幫趙汝愚找政敵韓侂胄的麻煩，常常借著侍講的機會，在宋寧宗身邊嘀咕韓侂胄的不是。朱熹書生意氣地提醒寧宗說，韓侂胄是外戚，必須防備。朱熹還告訴宋寧宗，韓侂胄在給宋光宗挑選陵墓地址的時候，不安好心，選了一個地勢低下土肉淺薄的地方。這種攻擊已是十分致命。朱熹還聯絡黃度、彭龜年等人一起打韓侂胄的小報告。這就讓宋寧宗心里很不爽。在宋寧宗眼里，韓侂胄就是有“翼戴之功”。身為“侍講”，更不許干政、涉政。這就為后面發(fā)生的“慶元黨禁”，將“理學”判定為“偽學”埋下了隱患。

韓侂胄后來又被宋寧宗提拔為“平章軍國事”，這職務就是樞密使，相當于現在的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。韓侂胄掌管了軍權，他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北伐，收復舊山河。但攘外必先安內，韓侂胄必須先把理學派這幫人給收拾了。南宋第一外戚陰擊南宋第一宗室的大戲由此開張。因為慶元是宋寧宗年號，故史稱“慶元黨禁”。

韓侂胄打擊趙汝愚是先從朱熹下狠手。做為一介書生，朱熹無意間闖入了南宋朝廷最高層宮廷惡斗的核心。紹熙五年（1194年），韓侂胄利用當內臣的有利條件，出內批罷黜朱熹。什么叫“內批”？內批是指皇帝以親筆名義從禁中批出的特定文書。在韓侂胄的鼓動下，紹熙五年（1194年）十一月初一，宋寧宗下旨，以為“朱熹所言，多不可用”。朱熹在朝僅46日，便被宋寧宗內批罷去了侍講之職。

接著，到慶元元年（1195年）二月，韓侂胄唆使諫官上奏，告趙汝愚以宗室居相位，不利于社稷江山。宋寧宗正在忌憚以趙汝愚為首的理學派勢力坐大，便借題發(fā)揮，把趙汝愚罷相，逐出京城臨安，先貶至福州，后又貶至永州，任寧遠軍節(jié)度副使。趙汝愚憂憤成疾，于慶元二年（1196年）正月，客死赴任途中。

而朱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慶元二年十二月，韓侂胄策動監(jiān)察御史沈繼祖羅列了朱熹十大罪狀。其中，最令人不齒的罪名是，朱熹納了兩個尼姑為妾，還致使寡婦大媳婦有了身孕。宋寧宗閱后，批注“御史臺查辦”。這就是要朱熹必須認下十大罪狀。一時間，臨安有關朱熹的流言滿城飛，甚而有鼓噪者上奏，要將朱熹斬首于市。在這樣輿論高壓下，朱熹不得不“低頭認罪”。在罪己書中，朱熹除了對致使大媳婦懷孕這一罪名未做解釋外，對于其他罪狀，他全部認領，還悔過自新，“深省昨非，細尋今是”。

慶元二年，朱熹身敗名裂，臭不可聞，生不如死，幾臨滅頂之災。但他扛下來了。他回到了建陽，癡心不改，繼續(xù)在“精舍書院”、在民間追逐他的理學之夢。而從建陽到古田，仿佛又如“引月”的指引，他又回到導師李侗的祖籍地休憩、游講。一切都是在冥冥之中，那“引月”一路照亮著朱熹布道理學的坎坷路。

朱子和古田的緣分真有天意。朱子在閩北設帳授徒時，有史記載的，就有20多位古田籍門人前往拜師。據《閩學源流》一書附“朱熹門人錄”統計，朱熹閩東籍門生有18人，古田籍占了10個。其中多人在他的培養(yǎng)下，還著書立說。乾隆版《古田縣志·藝文》所列宋代有經史子籍者有9人，計11種著作，朱子門人占5人7種。

其中，林用中與朱子的關系可謂是亦師亦友，生死相隨。朱熹自稱為“畏友”。什么叫“畏友”？就是可以指出自己過錯、揭露自己短處，幫助自己保持清醒頭腦的“錚友”?？梢?，朱子對這位古田籍的門生是何等高看。乾道三年（1166年），林用中隨朱子會大儒張侂于岳麓書院，史稱“朱張會講”。會講期間，朱熹與張侂公開辯論三天三夜，開中國書院會講之先河。而林用中身負重任，參與會講《中庸》，與朱子互為呼應，互補缺漏，揮灑自如，語驚四座。“朱張會講”后的第九年，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，朱子在江西鉛山與心學創(chuàng)始人陸九淵兄弟辯論道學，史稱“鵝湖之會”。林用中等門生隨行朱子，背負講稿數十札，鞍前馬后。又過了三年，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，朱熹“知南康（屬江西）軍”，林用中依然隨行，協助朱子重建中國最大的書院——白鹿洞書院，用于傳講理義。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(guī)章制度之一——《白鹿洞書院教規(guī)》在朱子筆墨中，由此誕生。在藍田書院避禍期間，林用中還協助朱子完成了《禮書》《琴律說》《聲律辯》等書稿。因此，在朱子人生的精彩華章中，隨處可見林用中謙卑而又生死相隨的身影——

“慶元黨禁”發(fā)生后，朱熹的家人和門生聞聽，韓侂胄已嚴令各州政府對朱熹進行追緝斬殺……林用中、林允中兄弟等門生不僅隨侍朱子身邊，還催促朱子離開建陽考亭，到古田避禍。之后，在林用中兄弟和其他古田籍門生護送下，朱子先被安排在林用中開設的溪山書院躲避，后又護送潛居于藍田書院聚星臺。

“昨夜扁舟雨一蓑，滿江風浪夜如何？今朝試卷孤篷看，依舊青山綠水多。”這首《水口行舟》是朱熹初入古田境時所作，從建陽出發(fā)時，他的心情如扁舟雨、風浪夜，黯淡而又不測，而到了古田，青山綠水，門生相護，令他如沐春風，豁然開朗。但是，朱熹在藍田書院的時光也并不是一派田園詩意。“慶元黨禁”的陰霾與殺機時刻隨風而來。有傳言，朝廷派出大內高手四處打探朱熹行蹤，朱熹也只是一笑了之，照樣出入講學。乾隆版《古田縣志》曾記載這樣一件奇事：“朱子避地玉田，時韓侂胄遣人跡其后，將甘心焉。是人寧自刎死，不肯殺道學以媚權奸。邑人義之，祀于溪山書院對面，即今之太保廟也。”杉洋人說太保姓康，城關人說太保姓陳。這段奇事的真實性已無從稽考。太保在宋時是正一品官職，通常被授予那些功勛卓著、地位顯赫的文武官員。如果他真是被派來追殺朱熹的太保，那他一定是戰(zhàn)功卓著的高級武官。

或許在發(fā)生此事后，朱熹開始離開藍田書院，游講于閩東各地。慶元五年（1199年），朱熹率領學生由閩入浙，在永嘉慕名會晤了“永嘉學派”的創(chuàng)始人葉適和陳傅良。不久，朱子得肺病，回長溪，并從羅浮乘船經福州回到了建陽。

朱熹在告別藍田書院時，特意在書院對面的漂林崗上種下一株雀舌羅漢松，如今歷經八百多年，古樹依然繁茂如蓋，澤陰后人。他想告訴后人什么呢？

慶元六年（1200年）入春以后，在足疾大發(fā)，左眼已瞎，右眼也幾乎失明的情況下，朱熹卻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緊整理未竟之稿。慶元六年（1200年）三月，朱熹臨終時，林用中與黃侂等人侍奉于前，并受遺命修正《楚辭后語》，完成《楚辭音考》等刊核。

慶元六年三月初九，也就是公元1200年四月二十三日，71歲的朱熹去世。噩耗傳出，全國各地有大批的理學人士欲前來悼念，終被朝廷“約束”。十一月，朱熹葬于建陽縣黃坑大林谷，參加會葬者依然有近千人之多。

在朱熹死后的第七年，即開禧三年（1207年）十一月三日，也就是公元（1207年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已任平章軍國事的韓侂胄一如既往早朝，被中軍統制、權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人率百余名壯漢劫持，并被拖到玉津園夾墻內，當場錘殺。作為簽訂《嘉定和議》的條件之一，韓侂胄的頭顱還被割下送給了金國。

韓侂胄被殺后，宋寧宗開始重新審視對朱熹及其學說的態(tài)度，意識到“慶元黨禁”的決策失當。就在韓侂胄被殺的年末，宋寧宗即為朱熹恢復名譽，并追賜了官銜。到了宋理宗接班之后，宋理宗立追贈朱熹為大師、信國公，謚號“文公”，還下詔表彰其學術貢獻，將其牌位抬入孔廟，開禁《四書集注》，正式確立朱熹在儒學史上的正統地位。元朝延佑年間（1315年），《四書集注》成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材。到了明清兩代，朱熹的新儒學更成了朝廷的意識形態(tài)，《四書集注》也隨之變成了朝廷意識形態(tài)的權威。凡科舉考試，《四書集注》是必考題，在答題時，一定不能偏離《四書集注》中的解釋?！端臅ⅰ返倪@一地位一直延續(xù)到1905年科舉廢除，長達六百多年。而他的《朱子家訓》落落三百余文，更成中華民族千古“治家之經”。

“東周出孔丘，南宋有朱熹。中國古文化，尼山與武夷”朱熹是繼孔孟之后，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儒學家。因此，朱熹避禍講學古田藍田的那輪“引月”更是后人必須要仰視凝望的。清邑人李捷英有詩：“環(huán)列諸山道遠青，當年夫子日談經。尚余墨跡香千里，夜夜光搖北斗星。”（《題藍田書院》）也仿佛是“引月”朗照之下，夫子夜望北斗，孜孜談經、墨香千里的場景再現，高遠清澈而又意蘊悠遠。

那么，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，藍田的月光，尤其是那輪“引月”之光，就是朱子心中的“理學之光”？所謂“古人不見今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。”那輪“引月”從千年前的尼山一直朗照，不僅為朱子在黑夜中引路前行，指明方向，更是朗照著中國封建社會的漫漫長夜，從宋元明清一路走來，“皓月當空”長達六百多年。雖然有風高月黑時，但它為中華民族主體文化品格的塑造功不可沒，這一點無可置疑。

來源：閩東日報

作者：鄭承東

編輯：邱祖輝

審核：劉寧芬 林珺